宋石男:陈庆之成为一代战神的三个法宝

从整个萧梁政局来看,陈庆之北伐是事先没有张扬,甚至没有心理预期的一次北伐,其获得的胜利成果,有机缘巧合的成分,也注定是局部的,暂时的,不能影响整个南北对峙的局面。

陈庆之的北伐,严格意义上不算一次有完整布置、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,但其效果,却比萧梁苦心经营的第一次北伐好得多。天监四年(505年)十月,梁武诏令临川王萧宏为都督,首次大举北伐。

萧宏乃梁武六弟,为人怯懦无能,本非北伐主帅人选,但梁武却当弃当时名将韦叡不用,遂埋下祸根。

不过,此次北伐最初还是声势夺人,萧宏所领部队“器械精新,军容甚盛”,开始也打了几次胜仗。然而第二年,打到洛口时,萧宏在连胜下却突然抽筋,裹足不前(据说是听到魏军来援的消息),不顾部将请战之愿,发布军令:“人马有前行者斩”。

自此军政不和,人怀愤怒。九月,暴风雨起,萧宏以为敌人来袭,弃营逃回建康,梁军也大溃,兵民折损5万多人。

随后魏军大举进攻梁淮南,幸有梁将昌义之在钟离(今安徽凤阳县)死守,随后韦叡率军来援,才避免大败局面。梁武此人,好用亲戚,凡重要州郡刺史,多是其兄弟、子侄担任。

第一次北伐,也是用自己兄弟做主帅,但偏偏他的兄弟子侄,好一点的不过是庸才,坏一点的则是暴徒,成事不足,败事有余。

第一次北伐失败,萧梁可谓元气大伤,但又心怀侥幸,希望恢复,于是有了陈庆之第二次北伐。可陈庆之不是其亲戚(虽勉强也算亲信,毕竟没有血缘),又是寒士,所以只派了7000人马,与其说是北伐,不如说是一次试探北魏实力的游击战,用乐山话说,则是“逗猫儿搭爪爪”。

从梁武的原始动机来看,不过是骚扰北魏一下而已,本没抱太大指望。

没料想陈庆之7000人竟然建得奇功,夺下魏都洛阳,梁武却又开始彷徨:是借机大举压上,还是保守一点,偏安南方?显然,他选择了后者。前面提过,攻下洛阳后,陈庆之曾建议梁朝增兵,但元颢不乐意,而梁武帝的回复是:“诏众军皆停界首。”也就是说,各路梁军止于边界,不入魏境。

陈庆之终究因为元颢的猜忌挟制,梁朝的不予增援接应,而在北魏大军的进逼下单身逃返。洛阳失陷后,陈庆之北伐所克占之地,尽为北魏收复,白袍将军的一切努力也付诸东流。

从整个萧梁政局来看,陈庆之北伐是事先没有张扬,甚至没有心理预期的一次北伐,其获得的胜利,有机缘巧合的成分,也注定是局部的,暂时的,不能影响整个南北对峙的局面。

而近20年后,太清元年(547年),历史貌似重演,这次是侯景叛魏。梁武也许想起此时已死的陈庆之当年的战绩,遂派羊鸦仁等率10万大军往援,可算三次北伐,最终亦无功而返。

史家对梁朝此举评曰:“贪利冒进,有如儿戏;妄言恢复,终成画饼”。陈庆之北伐初期麾下仅7000人,洛阳之后扩充到约1万人,但以少抗多,百战难殆,不能说只是运气。

事实上,寒士出身且不善骑射的陈庆之,其取胜关键,在于够“仁”,够“狠”,够“胡”,故能大大增强其部曲之凝聚力、战斗力,一扫南朝传统军队之颓气。

陈庆之常胜的三个关键因素

《梁书.陈庆之传》说,“庆之性祗慎,衣不纨绮,不好丝竹,射不穿札,马非所便”。看上去,陈庆之是一个艰苦朴素的人物,不穿CK内裤也不唱KTV,他甚至没有好武艺,射箭不能穿信纸,骑马也非所长。

那么,他何以成为一代名将?只是运气好么?陈庆之北伐初期麾下仅7000人,洛阳之后扩充到约1万人,却以少抗多,百战难殆,不能说只是运气。

事实上,寒士出身且不善骑射的陈庆之,自有其取胜关键。

文初已经说了,关于陈庆之打仗的记载基本是裸体,没有过程细节,很难从中看出其取胜因素。不过没关系,我们还有“侧面考据法”。头一个因素是“仁”,也即收服人心。

《梁书.陈庆之传》说他“善抚军士,能得其死力”,这简单八个字,却大有挖掘的空间。先扯扯南朝兵士的身份。

事实上,南北朝时代北强南弱的局势,和魏晋以来南朝兵士身份的日益低落分不开。南朝兵士家,又称“兵户”,世代佃耕政府的土地,身份也世袭相承,其户籍与民户的户籍分开,不属于郡县,而属于营部,称作“兵籍”。

由于世代承担沉重的兵役,其生活非常困苦,身份也日益低落。

在梁武诏书中,甚至以兵士与奴婢并列(《梁书.武帝纪》天监十七年)。这种情况下,兵户流亡的人自然不在少数。因此,到了梁武末年,甚至出现了“发召兵士,皆须锁械;不尔,便即逃散”(《魏书.岛夷萧衍传》)的恶况。

可想而知,这种要靠手铐才能拉到战场来的兵士,其士气与战斗力将有多糟糕!

回头看,陈庆之却相当“善抚军士”,也许是用温言好语,也许是用物质刺激,总之能“得其死力”。在南北朝203年乱世里,民如草芥,兵若木屑,很容易就一哄而散。

而陈庆之独能“得其死力”,那么他以7000死士击溃数万散沙样的敌人,也就不足为奇。

第二个因素是“狠”,也即血腥铁腕。光靠“仁”是不够的,人都贱格,要有萝卜哄,还要有大棒抽。陈庆之北伐在荥阳遭遇杨昱抵抗,死了几百个弟兄。

杨昱被擒后,向元颢下耙蛋,说:“但恨八十老父,无人供养,负病黄泉,求乞小弟一命”。于是元颢没杀他。

但陈庆之不干了,与胡光等300余人伏在元颢帐前,说:“陛下渡江三千里,无遗镞之费。昨日一朝杀伤五百余人,求乞杨昱以快意。”元颢依旧不肯杀杨昱,但“自此之外,任卿等所请”。

于是陈庆之斩杨昱手下将领37人,且“皆令蜀兵刳腹取心食之”。 (《魏书.杨昱传》)

这个史实可以说明两点,一是庆之确为狠角色(“令蜀兵刳腹取心食之”);二是庆之很有组织能力(发动300多人去给一把手请愿)。可以想像,自己的兵士若违反军令,陈庆之将是何等铁面,又会施加何等铁腕。

宽严相济之外,还有第三个因素,够“胡”。从技术角度来讲,在冷兵器时代,得马背者得天下。因此,南朝步兵为主的军队,相对北方骑兵为主的军队天然就处于劣势。

陈庆之很清楚这点,所以他推崇“胡文化”。而当南北朝时期,除开“战斗文化”,“胡”还有个鸟文化啊。

《洛阳迦蓝记》卷二记载了一个有点北朝阿Q主义的故事,大意是陈庆之与北人斗嘴斗智都输了,于是服了“胡文化”,南归后“羽仪服式,悉如魏法”,且带动“江表士庶,竞相模楷,褒衣博带,被及秣陵”。

当然,陈庆之爱好并且推广“胡文化”,决非因为斗嘴吃了败仗,而是出于提升军队战斗力的考虑。《洛阳迦蓝记》这个段子多半乃北人杜撰,但其指向却没错。

事实上,陈庆之的儿子陈暄,在梁文帝时就着胡服出现在朝会大典上,就是受陈庆之“钦重北人”的影响。只不过陈庆之所钦重的,并非北人的礼俗形式——那仅是个外壳——而是其战争技术,这才是核心。

要之,只因够“仁”,够“狠”,够“胡”,陈庆之始能大大增强其部曲之凝聚力、战斗力,一扫南朝传统军队之颓气,从而百战不殆。终陈庆之一生,未能真正成为萧梁的核心主帅。

他死去不久,曾为其击败的侯景,以八千人渡江,大乱萧梁。梁朝之元气,至此行将斫丧。

寒士陈庆之终未成一代天骄

朱大渭曾说:“陈庆之出身寒微,当时高门士族掌握政权和舆论工具,他们先是压抑庆之20余年,使其不得施展抱负。后来庆之崭露头角表现其军政才能出众后,士族文人对其功业,或记在主帅名下,或蓄意贬低,甚或抹煞”。

这也是《梁书.陈庆之传》在庆之北伐南归之后,对他的战事只有寥寥几笔的缘故。

终陈庆之一生,未能真正成为萧梁的核心主帅,这点仅从官阶上就可以看出。陈庆之死前的官衔是“仁威将军、司州刺史、都督司豫西豫三州诸军事”,其中仁威将军在天监二十四班军号中为十六班,在大通三十四班军号中为二十六班,仅居中上;梁代刺史无常班。

陈庆之死后仅赠散骑常侍、左卫将军,二者在十八班官品中均列十二班,大约相当于北朝的正四品,也仅居中上。

梁武曾赐庆之手诏曰:“本非将种,又非豪家,觖望风云,以至于此。可深思奇略,善克令终。开朱门而待宾,扬声名于竹帛,岂非大丈夫哉!”这话算赞扬,但骨子里也透着歧视,你陈庆之“本非将种,又非豪家”,有现在的声名,已经该满足了。

《梁书.陈庆之传》结尾说,陈庆之“战胜攻取,盖颇、牧、卫、霍之亚欤”。

从军事能力看,陈庆之或许能与这四位名将比肩,但从实际贡献看,则有所不及。廉颇屡败虎狼之秦,又夺强齐之阳晋;李牧大破匈奴,令其十年不敢窥赵边;卫青将匈奴直赶到乌兰巴托,而霍去病则封狼居胥,千古立名。

陈庆之却只有昙花般的北伐奇迹,事后并未结出果实。

陈庆之本也可能成为一代天骄,当扶助元颢入洛阳后,部将马佛念曾劝他干掉元颢,割据洛阳:“今将军威震中原,声动河塞,屠颢据洛,则千载一时也。”然而陈庆之拒绝了这个建议,终于也未能“声动千载”。

梁武大同五年(539年),陈庆之在无人明了的心情中死去。他死去不久,曾为其击败过的侯景,以八千人渡江,大乱萧梁。梁朝之元气,至此行将斫丧。

SOURCE: http://www.ilishi.com/yuanchuang/lishirenwuzhi/20160427/17653.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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